编者按：在德国，1936年至1940年出生的那一代人，年轻时还没有预见到1968年的革命。和他们其中很多人一样，作者彼德·魏德哈斯上完中学以后，也同样受到一种迷茫的渴望的驱使去游荡世界。对他来说，这些旅行首先是为了离开令人心寒的母亲——德意志，第三帝国所发生的一切，使他在意识中不敢再去爱这个祖国。
《愤怒书尘》反映的就是他的这个动荡不安的青年时代，直到他最终担任了法兰克福书展公司的经理，二十年来，他就是在这个职务上闻名于书商、出版、新闻和文化政治等领域的。
这是一个有特色的“文化经纪人”的成长历程，也是一幅充满坎坷一代人的令人刻骨铭心的生动画卷。本报现摘登其中第五章《最后的“长旅”》部分，以飨读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1960年，我开始了我最后一次搭车远行。
我的计划是搭车到印度去。我在父亲留下的早期藏书中找到一本少年读物：瓦尔德马·彭塞尔的《印度之旅》，它在我的早年孩提时代，就曾激起过我这个男孩的好奇和幻想。后来，茂哈姆的《在刀刃上》以及自行车手海因茨·赫尔夫根的《我骑车周游世界》，都增强了我要到那里去的决心，因为我相信，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我青春期灵魂的解脱。
在我之前，就已有其他搭车旅行的同道，经过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巴基斯坦各国到达了印度。我曾在营火旁和搭车者基地听到过不少关于这样的旅行中的真实的和虚构的故事。现在，当我已搭车游遍可能到达的欧洲各国以后，我感到自己已经成熟，可以进行这次长途跋涉了。但我还想顺路拐向以色列去看一看，以便在此处可以面对我的德国的过去，或许可以在一个Kibbuz（集体庄园）中劳动几个月。
这次旅行我没有能够到达印度。然而我寻求的“印度”，却是到处可见！
首先，这个最后的长途的“印度之旅”却是以一种相当世俗的方式开场的：我的父亲一直在关心着我，不希望我沦为一个流浪汉，而这次却用他的那辆舒适的老奔驰车从纽伦堡送我到维也纳，在那里我们参观了西班牙驯马学校的表演，然后又到希腊酒坊饱餐了一顿，最后把我送到维也纳南部的公路出口处，关照了一个忧心忡忡的父亲所能关照的一切，才终于放任我自己去经受旅途命运了。
我当然没有把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完全告诉他，而只是说，我想再一次到我十分热爱的希腊玩几周，因为我曾于1957年在那里浪荡了好几个月。
旅途很顺利。几个小时以后我来到了格拉茨。但在这里要想继续前进，却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为取得当时南斯拉夫的过境签证，我不得不和一批有同样愿望的人，连续三天在南斯拉夫总领事馆忍受着繁琐而缓慢的官僚主义和行政手续的折磨，它真会使每一个性急的正常人火冒三丈。
我们中的一个荷兰人，不得不在这里终止了他的旅行。由于我们的“接待站”每晚十点钟就关门，而我们的酒气冲天的欢乐聚会从未在午夜之前结束过，当我们返回时，总是攀登墙外的水管回到二楼的住房。我到格拉茨的第三天就出了事故。那个生锈的水管断裂了。最后一个爬管者掉到了营房外面坚硬的土地上，折断了腿骨。
第二天早上，我离开了格拉茨。但在这个阴雨的天气里，我搭车的运气不佳，所以一直到了晚上，我浑身湿透、饥肠辘辘地又回到了那个丑陋的老地方过夜。
我想继续前进，于是决定第二天早上乘“特快列车”去贝尔格莱德。早上7点，我就来到格拉茨车站的站台，“特快”晚点了三个小时才喘着粗气到达格拉茨。到贝尔格莱德按时刻表要走十五个小时。
对我来说，它要是走二十小时，五十小时，或者一百个小时就好了！
当我这天早上把我的背包和吉它袋靠放在站台立柱时，一伙欢快的希腊大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是要乘同一趟车回家的。他们笑着，谈着，完全是南方国家人的性格，挥舞着手势，哼着小调，不停地运动着。他们看到了我的吉它时，立即向我走来，要求我为他们演奏：他们是七名活泼幽默，大约和我同龄的男青年，和一名身着天蓝色紧身连衣裙的迷人的黑发少女，她高雅的风度使她成了这伙年轻人的色彩斑斓的核心。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人用如此乌黑明亮的眼睛盯看过我。
他们都是来自希腊北部，姑娘来自艾德萨。他们都在格拉茨上大学，现在返乡度复活节。小伙子们都像兄长一样对待他们中间的那只色彩斑斓的雌性金丝鸟。不久，她发现了我的爱慕的目光，它已无法再离开那对乌黑的眼睛。
我们谈到了爱情。我的这些新朋友从他们所学的不同专业出发，十分认真地对这个题目作出了实用的、宗教的、心理学的或是医学的解释。而我却在想着那位美丽的希腊姑娘，她这时已靠在车窗边的角落盖着一件夹克准备睡觉了。我的心跳得很厉害，甚至感到太阳穴也在跳动。我失魂落魄般地把我的心声说了出来，使车厢中的每个人都能听到：
“爱情，那就是两只乌黑的眼睛！”
她拿开遮在脸上的夹克，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她的黑色短发，久久地望着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目光。
那些知趣的同学，一个接着一个离开了这间包厢。我坐到了她的身边，把手放到了她的圆润的肩上，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南斯拉夫的景色，我真希望这列火车永远也不要到达目的地。
但它还是到达了贝尔格莱德，虽然又晚点了几个小时。我梦幻般地站在贝尔格莱德的站台上。她靠在车窗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这是一次目光的爱情！
火车又开动了，她还在望着并多次把身体探出窗外，但却飞快地离我而去。她胆怯地举起手向我告别。在远处，那个结着黑色发辫的天蓝色影子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天边。我在站台上呆呆地站了好几分钟，直到我发现，她确实已经离开了我。
我们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她懂的德语不多，也几乎不会讲英语。我甚至没有问她的名字！慢慢地我才又从我的梦幻中走了出来。
四个小时以后，我登上了开往萨罗尼基的特快列车，靠在车窗旁聆听着那均匀的震颤。不久就堕入了温柔的熟睡之中。还在半醒半梦中我看到了我的希腊姑娘那对乌黑明亮的眼睛。车轮在铁轨上的每一次震颤，都使我离她更近了几米！
在希腊土地上的第一夜，是在萨罗尼基港口不远的一家海员接待处度过的。我过去的旅行中曾在这里留过宿。在这间有八个床位的房间里，整夜都能听到来来往往的脚步声。但当我第二天上午十点从不安的睡眠中醒来时，同房间的客人都已离开了这里。
我推开窗子的木栅，一股强烈的希腊阳光泄入这个有八个床铺的肮脏的房间。从大街上传来了喧嚣声，那是一个热闹多彩的菜市场。骡车马车穿过拥挤的人流。一名卖菜的女人，发现了二楼窗里我那张还没有睡醒的面孔，她用希腊语向我喊着，并指着她摊位上的一个西瓜。一名警察猛吹着警哨，但没有人理会他。一辆小汽车的司机正在企图用不间断的喇叭声，在无秩序的杂乱的人群中打开一条通道。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是葱头、鲜花、畜粪、香料、烤肉和烂菜的味道。当我看到下面这吵嚷热闹的生活时，一股温馨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真想拥抱起这个布鲁格式的市场画卷：
“生活多美好啊！”我从窗子里向外吼道。
有几个人吃惊地望着我。但这时我已经去了盥洗间。刚才我又记起了那对乌黑的眼睛！我洗漱完毕，打好行装，在那位友好的卖莱女人那里买了那只西瓜，朝着通往加尼查和艾德萨公路的出口处走去。
当天我就来到了这座希腊北部的小城。我首先打听了对希腊的城乡青年极为重要的散步区在什么地方，那是他们交朋友的地方。我就在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店，租了一个房间，然后爬到洗衣女工熨烫衣物的屋顶阳台，坐到了栏杆旁弹起了我的吉它，我始终弹着同一个曲调。
正像我估计的那样，下面路上的行人都好奇地抬头望我，这样我就可以看清他们每个人的面孔。
我在等待。整整三天，我都是在阳台上弹着琴度过夜晚的。整整三天，艾德萨人抬头看着我，而我向下看着他们。我有些怀疑了。她是说的艾德萨吗？在这样的灯光下，在这样一个角度，在这样一个距离，如果她不再穿那件蓝色的衣裙，我还能认出她吗？或许她用头巾遮住了她的发辫。
突然，我发现了她！肯定是她！就是她，她正和四名女友信步在街上漫步。她穿着蓝色的衣裙！我喊了一声“喂！”就冲下楼梯跑到街上。
她的女友们好奇地打量着我。她用希腊语向她们介绍着，我感到她无动于衷。我被允许加入她们的散步行列。女友们窃笑着。其中一个会讲一点英语。她担当翻译。我问，我何时能够和我爱慕的黑眼睛姑娘会晤，如果可能，单独会晤？女友们又笑了起来。
“Never！”（决不）那位翻译说。我难过地不声不响地走在她们身边。我们三次穿过科索河。从她身上我没有得知更多东西。她和女友们谈笑着。我只是无言地跟在她的身边，甚至无法看到她的乌黑的眼睛。
最后，大家分手了，她们得回家了。而且一瞬间就走光了。我在夜晚的星光下站着，浑身发冷。然后我缓慢地向旅店走去。
但那位“翻译”突然又来到我的面前：
“是她派我来的！你必须原谅。她不能和你说话。闲看的人太多！明天十一点在城外的松树林。她会来的。你们可以谈爱情。她会准时来。Kali－nichta（晚安）！”
我还想再问一次，但她已经消失了。
第二天，我九点半就来到了城外的松树林，注视那条通往这里的路。我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她没有来。没有人来，连那位“翻译”都没有露面。
我当时的感觉不是悲伤，不是愤怒，而是从梦中的苏醒：过去的一切都那么温暖，那么圆润，那么色彩斑斓，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在可以获得的范围之中！难道这就是爱情？
后来开始的航程，给我带来了我对我的“印度之旅”所期望的一切：罗曼蒂克式的销魂、人性的接触、幻觉的图像、风光、高山、大海……
黄昏时分，我们的船从美辛起航了。我在前甲板上找了一处避风的位子，把我的东西尽量放好，然后就等着甲板上安静下来。和我同住甲板的旅客，大多是土耳其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属，他们也都铺好了睡觉的场地。过了一会儿，我轻手轻脚地走到船身中间，从一个露天梯子爬上了头等舱的阳台甲板上。我在这儿拉过一把躺椅，放到烟囱遮挡的地方，坐在那里观望着周围的夜色。
第二天早上，当我从躺椅上醒来时，太阳已经高高悬挂在天空。一名金发蓝眼的年轻人，靠在栏杆上观望着我。
“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不是甲板上的客人吗？”
这个人穿着带有金钮扣的深蓝色的制服，所以我想他可能是一名船员，于是开始辞不达意地回答他的话。他笑了，并且向烟囱后面的人喊话，他用的是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语言，但它绝不是土耳其语。又有四、五个二十出头的青年男女出现了，他们笑着观察着我。
“不要怕，我们不会出卖你的！”那个金发青年又用英语对我说。
“你吃饭了吗？”我做了否定的回答，但一直还有些不自然。他们把我带到了餐厅。我怀着惴惴不安的感觉跟着他们。
“这是一个朋友！”金发青年对服务生说，“把我的早餐给他拿来！”
在这船舱里面还有另外一批人，正在喝着茶聚精会神地进行着严肃的谈话，我的这个新“朋友”不时地也插上几句。
“你们讲的是什么语言？”我终于大着胆子问道。金发青年转过身来对我说：
“我们讲的是新希伯莱语。我们是以色列大学生，清一色的萨布拉（Sabras）。你知道什么是萨布拉吗？”他没有等待我的回答。“萨布拉是一种带刺的厚肉植物，也就是仙人掌之类植物带有芒刺的甜果。在以色列，我们称在那里土生土长的为萨布拉，因为他们对外锋芒毕露，而内心里却是柔软而甜蜜的！那么，你呢？你的英语不像英国调，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愣住了。这正是我所惧怕的那一瞬间。也正是为此我才想去以色列。“荷兰人！”我的脑子里冲出了这个主意。“我是荷兰人！荷兰人有时英语也讲不好，他们也会讲德语！”我出门旅行时常常说自己是荷兰人，我怕讨论德国人的性格或者德国人的军国主义的精神。“我从荷兰来，我从荷兰来！”我的内心这样呼喊着。一种恐慌控制了我，似乎我是一个罪人——我，这个消瘦的搭车旅行者，多年来一直逃离他的不幸的祖国，只因为他无法忍受在那里压在每个人，他的父母，他的邻里，他的权威身上的罪恶感。“我从荷兰来，我从荷兰来！——郁金香、干酪、安妮·弗兰克！不！”
“我是德国人。我是德国人！”在我内心里发出了回声。我第一次承认了多年来一直躲避的负罪的意识。而且是如此的简单。“我是德国人！”这虽然不好听。这不是在说“我是一个希姆莱，一个海德里希，一个艾希曼，一个克兰吗？这不是在说，我是一个必须永远带着烙印的德国人吗？那是德国人对犹太人犯下滔天大罪而留下的烙印。我坦然地承认了这一点，找到了我自己的位置，尽管它是不轻松的，更不是令人庆幸的。
下午较晚的时候，他来到我所在的前甲板上，那个金发的以色列萨布拉。我们站在栏杆旁很久，谁也没有说话，只是望着泛白的海水。
“我的父母1938年逃了出来，”他突然开始讲话了。“他们本来在吕内堡开了一家漂亮的药店，我们家庭的其他所有成员，都被杀害了，祖父、祖母、叔父、婶母！”
我头脑中出现了“黄色的星”中的图像：祖母们、叔父们、婶母们正在被运送的途中！他又沉默了。我们注视着大海。我们在一起的几乎全部时间，在船上和后来在伊斯梅尔同住一个房间时，我们都是沉默的。我们都喜欢对方。我们相互吸引着。但我们无法克服在我们之间存在的隔阂——我是德国人，他是犹太人！
他是第一次离开以色列外出旅行，也是第一次遇到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在我们相识的这一周里，他曾对我说过，假如我是一个年纪大的德国人，问题对他可能会更简单一些，可现在……
我参加到这群大学生中间，我们登上了这座历史名山，坐在附近光秃的小山头的一块突向蓝色地中海的岩石上。以色列人开始用他们的语言热烈地讨论起来。我坐在稍离他们的地方——于是，一件怪事发生了。
我打起盹来，并做了一个梦。
山岩在我面前打开了，我见到了一个圆形的深坑。在这个深坑的壁上，我看到了各个时代的骑士、士兵、战车和军人！一切都在运动着。所有的人似乎都在做着他们时代的事情：格斗、刺杀、射击。我观察着这个地球的历史演变。我同一时刻看到了现代、中古和远古的人们的纠纷和争战，看到人民的苦难，失败和凯旋，痛苦和欢乐，希望和失望。
我看到了，我也突然理解了。我知道了人类迄今为止在干些什么。我理解了历史的法则，理解了生活的法则。
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所看到的那些图像突然又消失了。同来的人已往回走，我昏昏沉沉地站起身来，趔趄地跟在那些人的身后回到海港。
真是难以形容！或许是疾病后的体弱和敏感而出现了幻觉。生活确实极清晰地向我展示了它的真谛。我回到“马马拉号”客轮时，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我像一个陶醉的酒鬼，坐在前甲板上，思考着我刚才的经历。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这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梦吧！它远远超过了梦。它抓住了我的心，改变了我。这必然是一种回忆，一种对我曾“知道”的事情的回忆，一种原始回忆。
不管在阿拉尼亚山上的经历是如何发生的，而且即使过了多年的今天讲起来仍是令人难以置信；但阿拉尼亚山上的景象或者幻觉对我来说却是一次多年来一直影响我的关键性的经历。在我这一生中，我始终在探寻着阿拉尼亚景象的真谛。
在菲基亚，搭车的幸运又一次离我而去。我在一条交通繁忙的旅游路线上整整站了二十四小时，但无人停下车来。当我最后在傍晚时刻在菲基亚海滩上寻找睡觉的地方时，我遇到了三位意大利姑娘，她们把我带到她们的度假别墅，整整一个星期充满爱抚地照顾和娇惯我。
带着安慰，带着重新恢复的力量和内心的平衡，我走上了一个生命阶段的最后一站。多少情感的高潮和低谷使我经历了这个阶段。我向外面寻找我的出路。这不仅是冒险欲或寻求陌生世界的欲望。而是有一种什么东西在驱赶我，鞭策我出走远方。它使我冲破了那个鲁尔区小镇的狭小世界。
我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形式在寻觅“蓝色的花朵”，作为年轻的“圣杯骑士”寻觅“金羊毛”，或者至少是为我的若干疑团寻觅答案。我什么都没有找到。但我经历了，知道了世界是另一个样子。
我家乡的朋友们，听到我讲述的经历，都惊叹不已，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步我的后尘。除了我的朋友阿迪，他听了我关于希腊岛屿山托林的报告以后，从1957年直到现在，每年都到那里旅行。
祖国也变得有局限性了。它不再是唯一的活动范围了。我带着几份信心回到了那里，打算从外面返回以后建立一种给我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生活。
 德文版《愤怒书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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